美国社会不仅严厉谴责毒品的使用，而且已经开始采取措施以减少使用毒品的年轻人的人数，同时，还推行许许多多公共的、私立的治疗方法以帮助使用者彻底戒掉毒瘾。
我们为何不能采取措施阻止青年人用毒品破坏他们的生活呢？当我们的社会试图依靠限制诸如海洛因、古柯碱等毒品的可获得性以阻止毒品的滥用时，我们不得不意识到另外的事实。首先，这些物品只要有一个庞大的市场，就有人供应它们。这样，只有教导人们不要购买毒品，才能触及问题的根源。第二，这些物品永远不会完全消失。因此，我们应该尽力教导人们认识到我们生活在一个存在毒品的世界上。第三，我们的社会已经接受了烟草和酒精的继续存在，而且一些人也身受其害。我们能够教导人们和合法的、非法的物品共存，并且以他们的生活和健康不被其损害的方式生活吗？
确定目标 估价后果
想想当研读这本书的时候，你已正在参与这一过程。这本书的目的即在于教导其读者关于毒品使用的效果，怎样使用，如何和社会发生关联。作者的目标是教育。一个人，如果了解了所有这些毒品的相关信息，可能更愿意对个人使用毒品做出恰当决定，更可能能够理解其他的毒品使用者，而且更愿意参与到对毒品的使用、滥用的社会决断队伍中来。我们希望当一个人了解了所有这一切之后，将站在一个更具理性行动的位置上，既不过誉一种毒品，期待着使用它而获得神奇的变化，也不要把它诋毁得如同魔鬼。不过，我们的目标不是改变读者在特定维度上的行为。例如，关于酒精的一章，尽管指出了使用的危害之处以及它可能引致的问题，但并无说服读者禁止使用所有酒精的企图。在一个纯粹的教育方略中，初级目标并非改变个人的毒品使用行为。我们的成功标志在于一个人对于酒精或烟草或大麻的了解程度，而不是本书的某个读者被说服了，永不再酗酒或抽烟。
另一方面，存在一种古老的传统，这种传统声称回到1800年代晚期的“魔酒(demon rum)”方案，公立学校里的教育目标很清确，就是禁止毒品使用，关于酒精或烟草提供的都是否定性的信息。早期的一些方案提供的信息如此偏执一面，以至于仅可称之为反面宣传而非规范教育。例如，我们不以学员们对麻醉剂的药物学知识获致了多少的客观信息，而界定一个方案的成功标准。一个适当的指数可能是有多少学生最终体验了毒品，而违背了方案的目标。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还是简单地确信这些方案具有想望的效果，很少试图去对之评估。
防止的阶段
一个防止方案的目标和方法也依赖于这一方案所针对的对象的毒品使用程度。例如，被设计以防止年轻抽烟的方案显然迥异于试图防止戒烟者复发的方案设计。借用精神健康领域一种成熟的观点，防止毒品滥用的专家们提出了防止的三个水平或阶段。
初级防止方案的主要的目标对象是年轻人，他们可能还没有试用过这些提及的物品，或者可能仅仅试用过几次烟草或酒精。恰如前部分所述，那种方案可能鼓励完全地戒除某些特定毒品，或者可能有更宽广的目标，即教导人们怎样看待他们的生活、情感和社会关系中的毒品及其潜在影响。由于这些方案针对于很少经验过毒品的人们,它们被期待要特别地具有效果。另一方面，这就导致一种危险,即可能反而引导许许多多的“天真无邪”的孩子了解了他们可能永远不曾听说过的诸多毒品，以至于引发他们对毒品的好奇。
次级防止方案可以被认为是为那些已经经验过提及的毒品或其他麻醉物品的人们设计的。此类方案的目标通常在于防止使用其他更危险的麻醉品，或者防止他们已经经验的麻醉品更危险使用形式的发展。在这里，我们可能把这类主顾描述成非常“复杂”的麻醉品使用者，他们还没有严重遭受其毒品使用的痛苦体验，而且还不是等待治疗的显然候选人。许多大学生可划归此类，此类方案的目的就是鼓励大学生(他们是这一防止阶段恰当的范例)要负责地饮用酒精。
终级防止方案，在我们的谋划中，是防止复发，或者跟踪方案。酒鬼或可卡因、海洛因瘾君子，是这类治疗方案优先考虑的对象。可是，一旦某个人已经治疗，或者已经在无帮助的情况下戒除了麻醉品的使用，我们就进入了防止的另一阶段。
无毒品学校
学生援助方案
同辈劝导
社会影响模型发展
同辈群体方案
父母方案
共同体方案
我们应该怎么办？
到现在为止，我们应该已经知道何事可做，何事得加以避免。不过，至于在特定形势下，需要做什么依赖于其动机。例如，大多的州需要毒品和酒精防止教育作为健康课程的一部分。如果那就是做事的初始动机，如果学校里的物品滥用还不称之为特殊问题，那么，最好的可能是采用为此目的而定的一门现代课程，确保教师和其他参与者在这里得到训练，并取得进步在选择课程的时候，要适当选用一种切实的平衡的方法，这种方法把一些实际信息和社会技能训练结合起来，也许可以进而整合成健康、个人价值以及做出决定的更一般性主题。上面提到的三个“有效运作方案”适合于这里的一般性描述，而且每种方案都值得认真阅览。总之是避免激动人心的恐怖故事，避免从老师到学生的“牧师”方法，以及避免让没有受到正式训练的工作人员制定他们自己的课程。另一种需要避免的就是粗浅地向人显示怎么去做你不想要别人去做的事情——即不要向人显示为什么他们不应该把豆状物放到鼻子里。
另一方面，如果公众竭力谴责社区中毒品和酒精使用的“泛滥流行”，如果演说者不断地掀起愤怒情绪，如果要求“有所作为”的呼吁不断掀起危机和机会就会并现。危险之处在于情绪群体可能会攻击和损坏学校已经取得的努力，带之以仅能带来负面的、恐吓的、说教的消极方法；机会的可能性在于这种能量可以被组织到一个社区的计划努力之中，能够培养合作，提升父母理解，关注家庭内交流，引致对社区年轻人生活的兴趣，并增加娱乐和创造性的机会。
使这种情况发生的关键在于，使鼓动起来的公民相信做那些显而易见事情可能性的消极后果，同时使他们接受学习需要做的事情的观念。
总结
我们可以在目标即传授知识的教育方案，与意欲纠正毒品使用行为的防止方案之间做一明确区分。
过去30多年的大多数研究并没有成功地显示防止方案对于毒品使用行为产生清晰的、富有意义的长期影响。
20世纪70年代的情感教育方案一直遭到过于价值无涉的批评。
由于社会影响方案成功地减少了吸烟，各种以学校为基础的对违禁毒品的防止方案使用了同样的技术。
尽管很少研究评价其对毒品行为的影响。毒品滥用抵制教育(DARE)方案已经受到迅速、广泛的采用。
当前以学校为基础的方案运用拒绝技巧、双向广告效果、公共承诺和少年领袖。这几个方案已经显示是相当有效的。
其他非学校方案可能通过学校后群体或活动以同辈群体为基础，可能通过父母和家庭训练以父母为基础，或者以共同体为基础。
本文摘取《毒品、社会与人的行为》一书，感谢复旦大学社学会研究人员博导陆女士赠与我们本书。因本书现已很难买到，故复制到本网站供朋友们参考（2001年10月第一版，中译本）。本书第一版于1972年发行，但放在今天仍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